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的一对新人以6万元“低彩礼”喜结连理，因彩礼低于当地8.9万元的指导参考标准，不仅获颁“低彩礼”结婚光荣证，还收到了彭阳县农业农村局发放的3189元“低彩礼家庭产业奖补金”，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。
不少网友为彭阳点赞，认为此举是治理高额彩礼的一项务实创新。高额彩礼的沉疴，是文化习俗、性别失衡、城乡差距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产物，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。长期以来，基层治理多以宣传教育、村规民约等柔性方式“限高”，虽取得一定效果，却也常陷入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困境。彭阳县的实践，在延续倡导与约束的同时，引入了正向激励机制。据媒体报道，截至目前，彭阳县已分4批发放奖补资金共计3.5万元，鼓励相关家庭投身肉牛养殖、朝那鸡养殖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特色产业。这一做法，既通过荣誉赋予提升当事人精神获得感，又实质引导家庭将原可能用于彩礼的资金转向生产投资，实现“减负”与“增收”的良性互动。
彭阳县的实践并非孤例，而是近年来全国范围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一个生动注脚。自2019年以来，中央一号文件多次点名高额彩礼，2025年明确提出“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”。在农业农村部的牵头推动下，各地实践已悄然发生深刻转变。从治理思路上看，已从早期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柔性倡导，转向刚柔并济、疏堵结合的协同治理；从治理手段上看，从单纯的“限高”约束，扩展到“光荣证”等荣誉激励、普惠性婚庆服务、产业奖补与发展引导等多维并举；从治理效能上看，从追求立竿见影的现象缓解，转向致力于培育新风、促进发展、提升获得感的长效建设。一系列政策演进与地方探索表明，治理高额彩礼已迈入标本兼治、综合施策的新阶段。
还应清醒地认识到，高额彩礼不仅是一种乡风民俗现象，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。当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、农民增收渠道相对有限时，彩礼往往被异化为一种家庭风险储备或代际补偿的经济手段，承载了超出婚嫁本身的功能预期。高额彩礼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，不仅影响新婚家庭的生活质量，更可能使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家庭面临致贫、返贫的风险。因此，整治高额彩礼绝不能止步于观念倡导和行为约束，必须坚持发展导向，通过持续壮大农村特色产业、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、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，不断夯实农民家庭的经济发展基础，从根本上弱化彩礼所承担的经济保障功能。只有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农民，才能为移风易俗提供最坚实的经济社会支撑。
当然，也有网友担忧，物质奖励是否会催生“阴阳彩礼”等弄虚作假行为，使政策初衷落空？这种担忧不无道理。现实中的彩礼形态本就复杂多样，部分地区的彩礼形式已从单一现金演变为“三金一钻”“房车兼备”甚至列出详细清单的组合模式，各种名目的“改口费”“离娘钱”等“隐性彩礼”层出不穷，边界模糊、难以量化。若缺乏配套的甄别与核查机制，个别家庭可能通过私下交易、分项支付、实物折价等隐性方式，在形式上满足“低彩礼”要求以获取奖补，实则婚嫁总成本并未降低。
治理高额彩礼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能仅靠单一手段。长远来看，必须建立一套既治标更治本的长效机制。今后，如何在激励引导的同时，建立有效的监督核查机制，防止政策在执行中被架空或异化？如何将物质激励与精神倡导、服务供给更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？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发展环境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为青年群体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保障？只有系统性地回答好这些问题，才能在破除陈规陋习与增进民生福祉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。
移风易俗这场攻坚战，既需要“堵”的决心，也需要“疏”的智慧；既需要价值层面的引领，也需要发展层面的支撑。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，在精准施策中兼顾约束与激励，在制度建设中平衡当前与长远，才能真正消除高额彩礼的生存土壤，让婚姻真正始于爱、归于简，让乡村清风扑面、生机盎然。（韩松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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